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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唱秦腔的地方都设有茶座，兼售啤酒、白酒、香烟、瓜子等哄嘴的东西，故此种地方也叫秦腔茶园（兰州鼓子也一样，听说也是推杯换盏之所在。兰州鼓子有较长的历史，据说是明朝朱元璋的后裔从南方引进，现在也不登大雅之堂，只在兰州的个别地方秘密集会弹唱，不设舞台，沦为下里巴人）。城中隍庙（据传建于宋，现在的建筑主要是明清格式，历代髹漆不断），曾在大门口的前院建有一木楼戏台，专演秦腔陇剧，1980年代初毁于火灾。后来隍庙整修，戏台用水泥建成仿古式，但一年也演不了一场。故实际意义上的戏院茶座，搬上了西边一侧的水泥仿古式二楼顶部，用绿色玻璃钢搭成一个长条拱形篷子，很隐秘的样子。这地方去过一次，就深刻得不能忘记。2005年春末的一日下午，我带着三岁的姑娘到隍庙逛，姑娘突然从店中跑到院中，指着楼上喊：“秦腔！秦腔！”且又哭又闹，非看不可。我只好满足她的意愿。从楼梯上去，绿棚子下是两排课桌，约有二十张，估计有四十条条凳。还未看清里边的人物，一股刺鼻的尿臊味就熏得我不知所措，即将晕倒。姑娘喊着要就近看，于是赶紧往前，坐在空位上。场子正中置一铁炉，烧一壶水，供看客喝茶。茶器以前还是瓷盖碗（兰州人叫它“三泡台”），现在被塑料杯替代（端在手里像小心捏着的软东西）。茶叶一般是云南产的春尖陈茶，茶中放冰糖、桂圆、枸杞、杏干、玫瑰花头（产自兰州市永登县苦水乡）等干果干花，唤作“八宝茶”（这可能让江南人极为不屑）。兰州人的喝茶以喝为主，不若江南人的品。如果不喝茶，即以啤酒代之（以中年人为多）。这场子有四五桌人，大部分人嘴里磕着本地产的大板瓜子，不使嘴闲着，同时喝10元以内的高度白酒。喝酒以斤论，也以喝为主，以醉为标准。所以场子中大部分人面红耳赤，气氛轻松热烈；台上的戏一折一折，男女演员脸上画得五麻六道，服具齐全，翎毛胡须俱在，腔调嘶哑高亢，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跑龙套的来回穿梭，动作夸张，也没有偷工减料的感觉。姑娘自小由喜秦腔的姥爷带着，也能喊上一两句，所以看的兴趣很大。但尿臊味阵阵袭来，回头一看，楼梯口处一侧是一铁皮制公用厕所（估计没有下水，是接在桶里的那种），一旁还有简易售货柜台。尿臊味一旦被闻，就会一股强于一股，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正好因剧情之故，舞台上放了一把火，便强扭着姑娘逃离（隍庙院中有一公共厕所，每次收费3毛）。
据说，兰州数隍庙的秦腔戏班最正宗，因为他们常年在此演出，有固定的看客（就像兰州所有的牛肉面馆都有不同的味道和固定的食客群体），如果常在隍庙周围转悠，定能看到不卸戏装的艺人在小摊吃烤肉、凉面、肥肠面，或与熟人搭讪。还因为戏班的成员大多来自西安、宝鸡等正脉秦地，最次也是陇东庆阳。如果按语言学方言科划分，庆阳语最接近关中方言，故甘肃陇剧亦属秦腔支脉。兰州没有土生土长的戏曲流派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大有关系。风水先生说，兰州地区是中国地势的分界点，中国的两大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在此相接，黄河又从这里穿山夺谷而去，所以，“留不住什么东西。”（包括出土的马家窑彩陶、齐家文化的玉器河西走廊汉墓里的宝贝等等）也留不住什么人才（如电视主持人、领导干部等等）。兰州古称“金城”，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现在也是各种人物的中转站。不难想象，这是一个旅人商贾汇聚之地，三教九流，语言混杂，城市人口来源不清，没有固定的生活习性。兰州方言在兰州城内还算清晰，往城外辐射，就含混不清了。解放前兰州的人口才有7万，因此产生不了戏曲，也产生不了戏曲文化。戏曲应该是地方文化（包括人口）发达的产物，非几个世纪不能酝酿。再譬如，兰州历来是移民之地，多民族杂居，它的方言里有许多莫名其妙、不可替代的语音，可能吸收了吐蕃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波斯语等等。仔细听现在的银川、武威、张掖、酒泉方言，与兰州方言也有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只是音调上有所区别（也许与地势高低有关，与气候干燥的程度有关）。再一想，它们都在“丝绸之路”的一条线上。但敦煌也在线上，方言却不同（还有平凉、定西等地），它与关中方言似是近亲。推想而知，敦煌在郡县制里就大名鼎鼎，汉代就有关中的移民，且后续不断，故有“秦音”（张芝、索靖两位大书法家出在敦煌也不奇怪了）。兰州很难出生自己的文化艺术，这让政府领导不免尴尬，只好整理出一个永登产的“兰州太平鼓”，在兰州经济洽谈会期间，上大街很炫耀地打上一通，如同游街示众。要不，就请来临夏的“花儿”或十年不变的“大梦敦煌”（兰州歌舞剧团）做秀。“太平鼓”原出兰州市永登县境内（此地多出巫筮之徒，传说有吉普赛人血统），是一种把吊鼓带放到小腿肚边来回翻转击打的长型鼓，其起源无非是巫术或让声音能够远程传播。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还不如把新石器时代先人为惊吓野兽而制的陶鼓改装上演为佳；可惜我不是政协委员，不能把这一设想变成提案。看来兰州只是兰州而已，以吃牛肉面、吃手抓羊肉、喝酒、喝茶闻名（吃“手抓”、喝“三泡台”也是近10年以来形成的气候）。而兰州的饮食，就牛肉面和手抓羊肉两项，还是临夏回族的贡献。“花儿”也势在必行。在黄河附近的露天茶摊附近，就有自发的、卖鸡蛋瓜子的男女回族蹲在树丛中尖声悠悠地对唱，两三句或一两句为一节，唱的人用手搭着耳朵（这是便于从远处听取对方的声音而遗留下来的手势动作。奇怪的是，本为纳听者的手势变成了唱者的手势），另一方按所唱之意，稍加思索，手搭耳朵，出口应对。因为离得近，对唱者也会眉来眼去，词义也多属男欢女爱。听的人围成几圈，或蹲或站，不时发出笑声——当然，只有懂临夏方言的人才能听“花儿”听得入港。维吉尔不是说“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故乡”嘛。
现在的甘肃没有古代的幸运，那时还有“陇西行”、“凉州曲”，使得汉唐的诗人写下旷世名篇，作家格非还以凉州为背景，虚构了一篇好读的唐代才子小说。如今在兰州，听秦腔喝茶喝酒，也是少数人的“雅事”，因为闲着的人实在是少数。兰州两百公里之内的语系复杂，流派交错，只“花儿”就有河湟、洮岷之分。当然民族属性是一大区别；民族之中又有地域之分。如回族，临夏回族的语言与兰州、定西、平凉等地就有不同。
上面说了，“兰州鼓子”（曲艺）几百年前从南方传入，先是在皇室后裔圈中落座，是属于上层建筑里的消费。后来经清而民国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鼓子”犹如凤凰落架，只能聚首普通百姓的宅院。其组织形式一般是二胡1人，三弦1人，扬琴1人，主唱1人；以扬琴为中心，梆子鐘铃为辅。听众十来个，东家以茶、酒、饭相待，乐人也乘酒兴，面红耳赤地奏唱不已，且曲调高古，缠绵悱恻，词语柔软，乃南人之言也（其兴衰迭变，自有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生研究）。乐人和东家不取他利，只是相聚而乐，以自娱为目的，根本藐视市场，移古人之风者也。甘肃临潭县洮阳镇的明人后裔（安徽人），至今还保留着明代的婚俗服饰，但“兰州鼓子”的艺人已是现代化打扮了，看不出与南方的瓜葛（报纸上说“兰州鼓子”是用兰州方言演唱，纯粹是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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