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满族人，我们就想起荧屏上充斥的清宫戏，想起男人的马褂和大辫子、女人摇曳的旗袍和花盆底鞋；想起乾隆下江南，想起作家笔下的宫廷恩怨情仇……其实，当你真正走近满族人，看他们过的最普通的日子，看满脸沧桑的老人穿着家常旧衣，用干枯的手抚摸着先祖留下的旧物，絮絮地说着百年的家世，那些辉煌和荣耀就像一场梦，显得那么的飘渺和不真实。你会对沧海桑田的意义有更深切的理解，会明白很多人、看开很多事。 伊犁算是新疆满族人的聚居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满族人都是最多的。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辉煌，而如今，却像天空中绽放的烟花，在极度绚烂之后，带着几分无奈、几分苍凉，渐行渐远。10月，我追寻历史的足迹，走进了满族人的生活之中。 惠远城的见证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的阿骨打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与中原宋朝相对抗的政权——金，可以说女真人就是满族的直系先世。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八旗制度下的“后金”政权，后由其继承者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族，并修改完善了满文。1644年，顺治皇帝在北京的紫禁城登基。1912年，满族结束了对中国长达3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锡伯族的西迁，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满族人的西迁，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满族是先于锡伯族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后，统一了新疆，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在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派满族军队驻眷。为了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节制南北两路驻防官兵，掌管天山南北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的军政，是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 说到满族，不能不提惠远城，因为伊犁满族人和惠远城有很大的渊源，他们的荣辱、兴衰，都和这座城息息相关，可谓“城在人在，城毁人亡”。 为了解伊犁满族人的情况，10月11日，我来到霍城县离休干部阿力侃·定升家。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小院，园中种着果树和蔬菜，屋里的陈设非常简朴。 阿力侃·定升已经86岁高龄了，头发稀疏，长长的胡须也已成了灰白色。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多说几句话就要喘大气，而且耳朵已经半聋，我们只好用纸笔交流。 据阿力侃·定升说，现在的惠远是新城，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惠远老城。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今霍城县惠远乡的老城村选地筑城，乾隆皇帝亲自赐名“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继惠远城后，清政府又以惠远为中心，在伊犁河北岸修建了绥定、塔勒奇、惠宁、熙春、广仁、瞻德、拱宸等8座卫星城，分别驻扎军队，设置官府，史称“伊犁九城”。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首次允许当时和满族官兵一起出征的锡伯、索伦、达斡尔族官兵可以带家眷在新疆伊犁一带定居。带家眷的满族官兵主要在惠远城和东大村（即惠宁城，在今巴彦岱镇）驻防。这些满族官兵来自热河、凉州、庄浪和西安，他们就是现在伊犁满族人的先辈。 这一年，阿力侃·定升的高曾祖父和八旗官兵一起来到伊犁，在伊犁将军府做“笔帖式”（满语，意为秘书），专给皇上写满文奏折，报告伊犁军政情况。 当时，定居于新疆的满族约30000多人，其中驻守伊犁的就有10000多人（8000多人在惠远，2000多人在惠宁）。 乾隆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社会较为安定，新疆满族人口逐年衍增，至嘉庆末年（1820年）统计，总数已近7万人，其中生活在伊犁的就超过一半，惠远、惠宁两大满营共约4万人。 阿力侃·定升说，当年的惠远老城是中西通道的繁华城镇，城内各条大街上京津等地商人开设的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场繁华，有“塞外小北京”之称。清代许多文人名士、达官贵人都曾在惠远度过他们的谪居生涯，如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邓廷桢等。 清同治十年，伊犁满城相继被农民起义军攻破，满汉士兵死亡惨重，也有一部分逃亡。1871年，沙俄乘同治大乱之机，占领了伊犁九城，在伊犁实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惠远这座百年古城变为废墟。经伊犁河水常年冲刷，南、东、西城墙已经不见踪影了，至今仅见北门一段城墙残垣。1881年，伊犁满族被集中时，仅有2000多人。1890年，这批满族人重编为八旗，驻守惠远。1905年，满族开始和其他民族杂居，主要与当地汉族杂居一处。 10月11日下午，我在伊犁河北岸看到，这截城墙长约200米、高2米左右，成蜿蜒土堆状，见证着惠远城的沧桑岁月。据老人们说，这个城墙是用维吾尔人打馕坑用的“干子泥”一层一层夯筑而成，所以才能如此坚固，历经300年风雨还雄风犹在。 这截城墙是历史的见证，若不加保护，盛极一时的惠远老城遗迹将荡然无存。 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后，在距老城北7．5公里处，历时10年，依照旧城复筑新城，就是现在的惠远城。新城的布局、规模仍仿照旧城兴建，仍冠以“惠远”之名。伊犁将军府也于清光绪十年（1885年）在新城中重建。新疆建省后，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东移，但伊犁将军仍掌管着北疆军务。 惠远新城当时设计周长延伸到10．6里，城墙高1．5丈，环绕城墙挖有宽2丈、深2丈的护城河。城内建筑整齐，城中心有钟鼓楼，纵横4条大街直通东南西北4大城门。城内还有武备学堂、陆军小学、两等学堂等。 阿力侃·定升曾在伊犁将军府后面的陆军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当时是伊犁最高学府，所有学员都是满、蒙、锡伯三族子弟。 由于年久失修，近两年，国家拨款对伊犁将军府进行了整修，阿力侃·定升坚持说，新修的伊犁将军府和原貌不一样。他记忆中的将军府坐北朝南，进入大门，里面是铺着石板的宽阔庭院，庭院两厢厅堂台榭、曲折回廊。进入二门是议事厅，厅的两侧是将军府的院仓、括文房、客厅等。而现在，大堂、二堂、三堂都没有了，高高的台阶和儿时经常玩耍的营房、书房、膳房都没有了，只剩下原来的府门、石狮、厅堂、厢房及花园中的凉亭。说起这些，阿力侃·定升很失落。 在阿力侃·定升家的一个老式柜子里，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照片上，男的西装革履、英俊挺拔，女的身披白纱、手捧花束、光艳照人，比起现在年轻人的结婚照也毫不逊色。阿力侃·定升的妻子刘伊玲说，这是1946年他们结婚时照的。那时，刘伊玲家在惠远开药店、票号，生意做得很大，她在惠远上完小学后，家里又送她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准备考燕京大学，后来因为战乱，才不上学了。 因为父亲当时是阿山县的县长，阿力侃·定升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就当上了迪化市公安局长。他是刘伊玲哥哥的同学，经常到刘家串门，后来双方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可谓是男才女貌、一段佳话。 以前，阿力侃·定升家里还有大量照片、古董，“文化大革命”时，刘伊玲怕惹祸上身，晚上一把火全烧了，仅留下来这张照片。 阿力侃·定升的父亲临终前，把一本代代相传的家谱交给了刘伊玲，“文革”时，她把家谱藏在煤房的房梁上才躲过一劫。今年10月初，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系教授爱新觉罗·乌拉西春来到伊犁，专程了解满文、满语的消失情况。爱新觉罗·乌拉西春和末代皇帝溥仪是同支，阿力侃·定升就把家谱送给她研究了。 我问阿力侃·定升，为什么不复印一份留下来？他笑笑说，自己已是人到暮年，没有几天活头了，给子孙留那些有什么用呢？过去的永远过去了，就像一场梦，不会再回来了。 阿力侃·定升有8个弟兄，分别留学苏联、法国、德国等。但现在，他却只希望自己的儿子种田、摆小摊，过最平常的日子。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后，他们知道，富贵荣华都是过眼云烟，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最长久的。 送我出门时，夫妻俩相互搀扶着。他们已不需要说什么，相互一瞥，一切尽在不言中。 血与火的岁月 辛亥革命前，满清政府实行的是腐败制度，八旗中的满族、锡伯两旗官吏掌握着各种权力，官吏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只知欺压、剥削、自肥，百姓憎恨在心。一旦有人登高一呼，百姓立刻群起响应。 1912年1月，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伊犁也爆发了起义。革命党人在惠远城钟鼓楼前处决了清朝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都统广福被迫出面劝告新旧满营官兵不要抵抗。两天之内，惠远平静如常，没有抢、杀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清朝不得人心，根基不固，一推就倒。 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被推翻后，惠远成立了新伊大都督府。伊犁都督一职后连续改为镇边使、镇守使。1930年，改镇守使为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任之，都驻在惠远。1934年，邱宗浚任屯垦使，始将屯垦使公署迁往宁远城（今伊宁市），从此，惠远便逐渐衰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当年集中在城内的满族人除死于战火和民族仇杀外都散居于各地。 如今，惠远已经变成了霍城县的一个乡。 1890年，北京有个皇亲叫英敛之（英若诚的父亲），办了《大公报》，军机大臣长庚将军看了很喜欢，长庚任伊犁将军后，于是，就通过英敛之请来《大公报》的两个排版、印刷师傅，仿照《大公报》，在伊犁办了《伊犁白话报》。辛亥革命胜利后，写奏折开始不用满文，而改用汉文，阿力侃·定升的祖父就开始负责该报的满文版。 《伊犁白话报》是新疆第一家新型报纸，用汉、满、维、蒙四种文字出版发行，影响很大。 1908年，湖北42标统带、同盟会员杨缵绪率部调防伊犁时，同盟会员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以及当地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吴光荣、韩玉书等，将《伊犁白话报》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抨击地方官吏依势欺压贫民百姓的行为，激发人们进行社会变革。 1912年2月21日，革命党人又将《伊犁白话报》办成《新报》，这是《伊犁日报》的前身。 后来，阿力侃·定升的父亲子承父业，为张培之当过书官，也曾效力于军阀盛世才。 很久以来，这些事情对阿力侃·定升来说，只能是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前几年，老伴怕惹祸，从来不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有些事几十年来都没有提起过。如今，人到暮年，这些往事就像电影一样，经常在他脑海中闪现。 200多年来，这些驻扎在惠远的满族人同伊犁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为抵御外来侵略者经历了血与火的岁月。由于历史原因，也曾遭受过几次生死劫难。 1864年6月，新疆爆发了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封建农民起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天山南北几乎全被起义群众所占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被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篡夺了领导权，在新疆建起几个地方割据政权，以艾拉汗为头目的割据势力在伊犁建立了苏丹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这些封建割据头目竭力煽动民族仇杀，互相攻伐，争战不已，给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在抗击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的入侵中，新疆满族军民死亡极多。乌鲁木齐满营被攻陷后，都统平瑞自焚，官民殉难者万余人。同治年间，伊犁惠远、惠宁两城官兵、妇女拼死奋战，相持多时，因力不能敌，城被攻破，伊犁将军明绪及前伊犁将军常清皆被杀，全城男女或被杀，或纵火自焚。 光绪元年三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伊犁将军金顺率领满汉等各族官兵英勇奋战，全力配合左宗棠西征。继收复迪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诸城之后，又于光绪八年（1882年）收回伊犁，并按图划界，重修被沙俄侵略者彻底毁坏的惠远城，终于使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西域名城恢复了昔日的风采。西征军中，满族官兵为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英勇作战，很多人战死在新疆。 新疆建省以后，东部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的满族人全部集中在奇台；西部的满族人集中在伊犁惠远城。1881年，新疆的满族人总计4000多人，仅为战乱前满族人口的5．7％。在奇台的不到2000人，在伊犁的仅有2000多人。 后来的情况并未好转。为躲避民族仇杀，一些满族人隐姓埋名，使满族人口急剧下降。到解放时，全疆满族人口仅有1000人，占当时新疆总人数的0．02％。 1949年11月，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17师50团任教导队队长的吕兴银随部队进疆后，看到经战火洗礼的惠远城城郭被毁，满目疮痍，遭到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因多次遭到兵乱战祸，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解放后，满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一样得到了翻身。由于满族人民生活的改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在不断提高，加上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从前隐瞒满族族别的人又恢复了他们的民族族别。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由1976年的3635人猛增到9182人，占新疆总人数的0．07％。 如今，那座见证了惠远城血与火的历史的钟鼓楼依然屹立在镇中心。站在钟鼓楼上远眺，街道整齐、房舍依依，与钟鼓楼遥遥相对的是正在重修的东城门，建筑宏伟的将军府也正在维修之中，后院花园中的凉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亭顶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苏拉宫的变迁 “苏拉”是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宫”为“工”的音变，是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宣布“伊犁驻防满营八旗，今后不再议增员额”，苏拉人数因之大增。伊犁将军松筠为解军民供应难题，减轻当局的财政负担，于嘉庆七年（1802年）决定，在满营也兴办旗屯。除在惠远、惠宁两城附近先后设屯点14处、垦地6．4万亩外，又于当年4月将360名苏拉迁往今伊宁市皮里青河畔一个叫阿克托别的地方垦植，设一佐领统率，这就是今天的“苏拉宫”。苏拉们在此筑占地近20亩的城堡一座，毗邻而居，辛勤劳作，丰衣足食，成了旗屯的杰出样板。 伊犁将军长庚在任内大力推行屯垦，解决军需、民食。他按清朝政府对八旗官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的制度，又将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兵丁派往苏拉宫和苏拉一起屯垦。 伊犁沦丧期间，苏拉四处逃难，到金顺决定恢复旗屯时，惠远、惠宁两旗屯的苏拉仅剩120多户，于是都被集中安置到了苏拉宫。 辛亥革命以后，当局对满营停供粮饷。为摆脱困境，经多方协商，初定将满族人集中安排去十苏木（今尼勒克县），后因满族区长阿木骨朗不愿前往，导致群龙无首，族人只好四散谋生。其时，所剩的1600多名满族人中，除极少数留任公职外，有的困守城中做小商贩，有的沦为无业游民，有的变卖家产外出经商，只有20多户迁到苏拉宫务农。 原来，苏拉宫村全是满族人，后来，从南疆陆续迁来了维吾尔族农民，200多年来，满族人和这些维吾尔族人一道，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开发着这片土地。 10月26日上午，我们来到伊宁县潘津乡的苏拉宫村。苏拉宫村支部书记张刚告诉我，这里原来有满族人1000多人，近年来，有的到外地读书，有的迁到了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现在，苏拉宫村共有4600多人，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还有少量的哈萨克族、回族和汉族，满族只有84户，共2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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