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底，毛泽东开始了他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远行――前往北方邻邦苏联进行友好访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进行得不很顺利。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周恩来应召来到莫斯科后才赫然改观。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中，周恩来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充分展示了一个伟大外交家的才能和风采――既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又灵活应对，赢得了对方的敬重，最终使条约顺利签字。 1气氛良好周恩来漂亮开局 中苏双方最后一次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定案会谈，是1950年2月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两国高层人员出席，苏方有斯大林、米高扬、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罗申等。 中方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叶季壮、陈伯达、赛福鼎、伍修权等。 师哲和费德林分别担任中苏方面翻译。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着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定案。 周恩来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斯大林同志―――”周恩来一开始便温和地说，“苏联是第一个和我们新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又是第一个加入由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亚洲大国。” “嗯！”斯大林听了面露微笑，他嘴里叼着大烟斗，边抽烟，边点头，“正是这样！” “凡是称为第一的―――”毛泽东笑道，“都不那么简单啊！” “有了这两个第一―――”周恩来立刻不失时机地补充说，“就为我们会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嘛！” “对！”斯大林又点了点头，“这就好谈了！” 师哲和费德林分别将条约文稿分发给双方会谈代表。双方都在认真地审阅着文稿。 “条约的最后部分我们建议加上一条―――”周恩来首先建议道，“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守平等、互利、互助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嗯！”斯大林当即点头道，“好！同意加上这一条！” 周恩来说：“下面我们将专门商谈双方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有关协定问题。” “好！就这样谈！”斯大林点头。 周恩来说：“关于中长铁路，因为我方原来并无立即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我们提出三点：一是缩短年限，30年时间太长了；二是将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三是改由中国同志任局长。” “双方人员要定期轮换。”莫洛托夫说道，“必须双方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周恩来提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立即将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此项移交，最迟不得迟于1952年末。” 斯大林叼着烟斗沉思良久，终于吐出一口烟来点了点头。 “关于旅顺口、大连问题―――”周恩来说道，“苏联军队一俟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即将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兵，并将该地区的所有设备移交给中国，时间……最迟也不超过1952年末。” 斯大林一边听着一边悠闲地抽着烟斗。米高扬此刻却提出：“但中国方面应负责偿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斯大林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毛泽东。周恩来也抬起头来征求着毛泽东的表态。 “可以！”毛泽东从容不迫点燃起一支香烟，悠闲地抽着，“完全可以么！” 周恩来松了口气，又继续说道：“旅顺民事行政直属中国，苏军撤退前的驻扎范围必须按照现存界线。” “这也可以做到。”斯大林道，“我将命令他们严格执行！” 周恩来点头道：“好！大连问题，大连的行政直接属于中国管辖，大连港问题可以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另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及为苏联代管或租用者，将由中国接收，并于1950年内完成。” 斯大林说：“大连是中国的内政，由你们自己处理。我方表示赞同就是。” 米高扬插话道：“根据中苏两国新的友好同盟互助关系，我们打算在中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广州等地设立苏联领事馆。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在我国一些城市设立相应的机构。” “好嘛！”周恩来点头笑道，“我国也打算在贵国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中国领事馆。” “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维辛斯基道，“我们还打算在乌鲁木齐、伊宁和喀什设立领事馆。希望你们在我国的塔什干和阿拉木图设立同样的领事馆。” “这些问题―――”周恩来沉思片刻，“赛福鼎同志，我们可以考虑嘛！” “可以！”赛福鼎点头道：“可以先考虑在乌鲁木齐和伊宁两地设立。”2形势骤变周恩来从容应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周恩来正式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政府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声明？”斯大林一怔，“蒙古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论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没有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斯大林的口气颇为生硬，一下子又使会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斯大林同志！”周恩来耐心解释道，“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关于这一点，您斯大林同志是知道的，也是支持我们的嘛！” “这……”斯大林一时语塞，他气急败坏道，“这与蒙古独立有什么关系？” 周恩来答：“当然有关系，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 “啊！”斯大林听了，顿时目瞪口呆。 周恩来不卑不亢：“因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嘛！” “原来是这样！”斯大林这才松了一口气，脸色也和缓了一些，便表态道，“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表态，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周恩来说：“这就对了嘛！” 斯大林重新叼起大烟斗，脸上又露出了微笑。会谈气氛重新恢复正常。 双方会谈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当时苏侨中有不少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政府则不能答应。苏联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属于十月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微笑道：“对上述几个问题，如果双方没有新的意见，建议双方鼓掌通过！” 双方热烈鼓掌，一致通过。会谈结束，双方人员起身离去。3把手言欢斯大林顿生感慨 莫洛托夫感慨道：“周恩来和毛泽东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一对领袖人物！” 米高扬握着周恩来的手道：“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全国政权的原因了。” “那么―――”周恩来风趣地回应，“你不久将来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此刻，在大厅的另一侧，斯大林微笑着用大烟斗指着毛泽东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叫来了周恩来！” 毛泽东笑而不答。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设便宴招待中国客人。这次宴会上，气氛十分活跃。 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谈笑风生。 “来―――”斯大林用烟斗指着坐在角落里的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赫鲁晓夫同志，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和周恩来走上前去，他们先后向赫鲁晓夫伸出了手：“您好，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胆怯地站起身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您好！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 “我们都想早点到中国去看看！”贝利亚凑过来问，“我们的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啊？” 毛泽东微笑着回答道：“我们表示欢迎啊！” “这个回答―――”贝利亚听了，难以捉摸地摸着后脑勺说，“可真够我们揣摸的了。” 马林科夫道：“如果你们不拒绝，我们就集资排队到中国去旅游。” 毛泽东笑道：“这个问题将由周恩来总理负责安排，他是我们的总管家啊！” 周恩来潇洒地说：“我们欢迎老大哥到中国去传经送宝。将陆续安排各位前去。” “那我们到时候将会有大队人马去啦！”莫洛托夫笑道，“建议请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同志也来参加我们访华旅游！” “不，不！”斯大林摇头道，“欧洲人总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来，谈话多不方便！” 众人大笑不已。4集思广益毛泽东一锤定音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在住处孔策沃别墅召集周恩来和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国代表团及大使馆部分人员，商讨谈判对策。 毛泽东分析道：“一个国家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有适当的外援，必要时也得以小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这次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将要作出某些必要的牺牲。” 周恩来说：“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还要勇于和善于进行妥协，尤其表现在能够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 “事情已经很明显！”陈伯达接过话头，“妥协就要损害民族利益，这是国人绝不允许的。” “是啊！”室内有些人情绪激动起来，“我们决不能妥协！” “我们有的同志一提起妥协就难以理解。”周恩来道，“但是光讲斗争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使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当然，如果是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那就要犯大的错误，其结果只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所以说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十分重要。”李富春也说：“我们要设法尽量使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全面合作。” “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更要成为现实主义者。”周恩来道，“大家知道，1918年2月列宁就曾经和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家签订过《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和约虽然使苏联当时损失了一些领土，但却使新生的苏联政府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了经济，建立了红军，特别是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才得以在后来击溃白军和英、法、日、波各国武装干涉者。而苏联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很快就宣布废除了这一和约。” “对！”毛泽东赞同道，“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灵活机动。”周恩来说：“在目前这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苏联还算是可以合作的，因为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毕竟还是一致的嘛！” 其实，毛泽东此时心情的矛盾和复杂程度，难以言表。这些让步触痛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说心里话，接受一笔不足他原来期望十分之一的贷款，不能不说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 然而，毛泽东又深知：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又需要北部边疆的安全和抗击日本人的保证。况且，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这笔3亿美元贷款，对他也确实很有用处。 于是，毛泽东便在这次会上指出：“我们打败了一个敌人，那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对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 毛泽东点燃起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继续说道：“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终于取得了一致，思想也达成了共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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