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打招呼的用语，是一个惊叹词，古巴人用“切”来称呼格瓦拉时，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并伴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柔软情感。许多人在喜欢格瓦拉之前，已经在心里一遍一遍地低语：切，切，切……就连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见到格瓦拉时，也是劈面一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切”。

　　然而，卡斯特罗说：“切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

　　这话简洁而明了地指明，现在我们所谈论的切·格瓦拉，可能已经不是那个具体而真实的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被误读并带着强迫记忆的观念。人类一贯来乐于为死者唱赞歌，并习惯按着自己的想象和一相情愿去图解历史，神化偶像，而切·格瓦拉，很可能是一些人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神化对象，因为他身上具有革命者、梦想家、圣徒、艺术家和受难英雄相混合的复杂气质。什么“尘世基督”，“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什么“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萨特语，但听起来多像毛泽东对白求恩大夫的评价——难道这是革命者共同拥有的殊荣？)，这些闪烁着神圣光芒的词语，从一些人口中说出来时，与曾经有过的诋毁切·格瓦拉的恶毒言语一样理直气壮，它们表面上来自于不同的人群，实际上都源于对革命的过度热爱或过度仇恨，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我相信，假如切·格瓦拉还活在今天，无论是对于美名还是恶名，他都会毅然地从中出走，就像一九六五年他毅然从革命的古巴出走一样。相比之下，格瓦拉更愿意做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职业革命者，并努力保持对革命的必要警惕，这是在别的革命者身上罕见的闪光品质，正是它，使格瓦拉成功地逃避了从革命走向集权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格瓦拉曾经反复说过：“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这话，格瓦拉最初是针对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之后的一种忧虑，如今，即便是对于他个人的命运，格瓦拉的这种“担心”也已经不是多余，作为革命的象征，他死后数十年还面临着被异化和被体制化的危险。如今的格瓦拉，在许多人的眼中，再不是那个瘦骨嶙峋的哮喘病人了，他成了革命、青春、激情、力量、梦想和乌托邦的代名词。在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头，他的名字“切！切！切！”成了法国学生游行时最响亮的口号；在球王马拉多纳的手臂上，他是图腾；在许多人的书房里，他的黑白肖像代表着一个精神高地……

　　在这些煽情的场面里，切·格瓦拉真的在场吗？我表示怀疑。我宁愿相信，清醒的、愿回丛林打游击的格瓦拉会在这样一些煽情的时刻选择缺席。他甚至也从“尘世基督”，“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蚀的人”这些赞美词中缺席，转而称自己为“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并说“请时时想念我这个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这是他死前不久在给自己父母的告别信中发出的低微请求，一并献给他身后动荡的时代。

　　然而，这里有一部剧，就叫《切·格瓦拉》，我虽然没在演出现场，但读过剧本之后，多少也能想象出这是一部有意拍给古巴驻中国大使看的作品。当时就想，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格瓦拉选择缺席的地方，从头到尾，我们看不到那个“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有的只是阔大的理想，空洞的激情，虚假的口号，集体话语的恶劣翻版，以及被浪漫化了的暴力和革命美学，中间还夹杂着商业时代的矫情……打着革命的名义，贩卖的却是庸俗艺术家的疯狂想象，还有根深蒂固的左派思想……这就是《切》剧的全部贡献。

　　其中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成功，走的是惯常的虏获大众的话语道路：通过诗化革命旅程，来掩饰和抹杀革命的血腥与残酷；通过树立人格神，来取消普通人生存中的个人细节，并禁止他们为自己的私人生活喜怒哀乐；通过出示富人和穷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民和敌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在每个人心中开辟一个革命和乌托邦的战场，进而激起他们的革命义愤和革命眼泪……它所遵循的逻辑是这样的：成功，是因为革命取得了胜利；失败，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关于这一点，《切》剧的主创人员张广天先生在给一位清华博士的信中教导我们说：“我相信，时代的事实会教育越来越多的劳动子弟回到本阶级的立场上来，而且擦干革命先辈的血迹、接过他们的枪，重新奔赴战场。”说得多么慷慨激昂！可是，张先生的语气、用词和判断，我们又是多么的熟悉，在那些有着惨痛经验的时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类似的“革命誓言”我们听得还少吗？什么“劳动子弟”、“本阶级的立场”、“革命先辈”、“奔赴战场”……这些空洞、煽情的大词，当张广天以“革命”的名义说出来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它们并非第一次被使用，而是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已经沾满了鲜血、仇恨和耻辱。这些历史积尘还未经过必要的清理以前，张广天以为自己口中只要念着这些大词，就能轻易地接上那条革命的血管，想得也太过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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