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以及战乱中的悲惨景象，“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何克决定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他来到中国的汉口，当时史沐特莱知道，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荐了何克。艾黎感觉“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几个月后，何克从北京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他得到凯瑟琳·霍尔护士的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当时经常将急缺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何克病愈后在八路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到宝鸡“工合”办事处，被任命为视察员并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会（“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乔治·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看到了新中国』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  
    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他还经常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由三种国籍组成的家庭  』
在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当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军根据地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姓聂的共产党员，辽宁人，有四个儿子。由于孩子的母亲病重，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何克和艾黎不仅亲自把她送往医院迸行救治，还把孩子们从孤儿院带回家。何克给孩子们洗澡，买了新衣服给孩子们换上。不久孩子的母亲病逝，艾黎带着孩子回到双石铺，长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时聂家四兄弟的年龄是3至12岁，就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后，老大聂广淳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记录了那刻骨铭心的博大的父爱。  
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60个孩子几乎全靠吃馒头、小米粥和土豆，这个地方不种菜，但他们自己种了些菜，足以过冬了。何克认为在这个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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